有些人会将绘画的这种纯然自我的自由表达状态谓之“边缘化”或“过时”态（譬如陈丹青先生就在不同场合频繁使用这样的词汇表露其对绘画难掩的怅惘、怜惜与眷恋之唏嘘），我倒不以为然！你不能因为一个人或一件物品终于找到其合适安在（生存）的位置而没了从前的“轰轰烈烈”，就说它被边缘化或过时了。绘画，当它不被外力支来差去的时候，才可能寻到自身真实需求的寓所。当然，这与它从此将“足不出户”拒绝交流、分享是两回事——这或许才是其“边缘化”的真相。

 自产生之日起，绘画便是以入世的姿态不断被加负着部落、族群、信仰、种族、团体、政体、国家等集体使命，以至于它总是依着外部需要而严守其角色、装束及姿态。但当绘画的外在集体文宣使命由于其他分担方式的发生被一一卸掉后，它与社会的关系就变得相对轻松、主动而独立起来，开始进入个体内心的主观视觉表达——既注重个人精神世界的趣味呈露，也转而以积极的主体视角介入对社会及其人群的审美养成及道德、文化品格建构，反而使自己飘忽不定的文化定位变得笃定而清晰，纵然性格沉默内向又辖域不广，然其对人和社会的塑造力、影响力却独特无双，更能真实地反映其社会存在度。

如今我们常常可以听到看到诸如“建立自己的绘画语言”或“独创语言”等信誓旦旦的论调，仔细推敲之下却是极成问题的：语言的功能在于交流，其前提是它的公共通用性，故“个体语言”在逻辑上不能成立，任意创造更是无稽之谈；所谓语言的“个人化”部分，实际是指基于通用语言的个体运用方式、习性乃至风格而言的。简单讲，在文学中它表现为对语言组织、运用方式的个体笔风、文风；在绘画上则表现为具有独特辨识度的个体画风。因而个性化一定是相对于语言的通用性而言的个体特征建构，须臾不可脱离其规定——至少是一部分人能在相通的语言规约所营造的情境中领略其“言词行文”的个人趣味及其格调之高低雅俗——却在如今的画界及其理论界被严重混为一谈，是为如今绘画的语言-趣味严重脱节的突出表征。

 科学实验是有目标、有条理、有规律可鉴的试错行为，其过程本身是严肃、不确定而谨言慎行的；艺术则很奇葩，“实验”直接就是令其嚣张和目空一切的、可不经任何公共话语批评、验收就已然成功的“桂冠”，以至“实验”即实无验；在生活中，我们常称没经验过（没见过、听过、闻过）的事物为怪物、怪声、怪味而不叫抽象物、抽象声、抽象味，因为没经验过不等于不具体，更非为抽象。可康定斯基、蒙德里安、罗斯科三者的作品看上去分明有形有质又有显著之别而具体无疑，却被堂而皇之称之为“抽象画”……所以绘画的语言性缺失，实际导致的是其视觉形式趣味被人为撤掉其语言（形象）性支撑后，转而对自身存在理由不得不向外部语言求解的深度焦虑！

绘画语言乃形象语言，是由人们共同生活经验的情境普适逻辑约定俗成的形象符号交流系统。但由于不同文化会形成隔阂，形象语言势必发生其语义的族群文化经验的内涵分歧，并随之发生由语义载体（形象）不同的文化注入与强调而导致的对原始形态特征夸张、象征及隐喻之差异。差异越大，变形的倾向和意味就越不同，语义分歧就越甚，进而形成交流障碍。当这种差异性极度压缩到以特定小众乃至个人为单位时，原本作为语言的“形象”就会因失去其符号通用性，而成为一种狭域的“视觉方言”乃至无可解读的个人“呓语”。由是，“形象”本身样态的开放性作为绘画旨趣的价值就被迫孤立崭露出来。这种情形随着现代主义个体自由观念的觉醒得以被迅速光大至极端。

 自由从来都意味着普惠和共享的终极涵盖。然而绘画单纯的个体趣味倾向，却在实际上取消了视觉品鉴的公众基础，令欣赏变为艰涩的困惑。于是哲学、观念、文脉这些原本内在于形式的理念支撑，不得不从其形式的腋下强出头角、甚至干脆蹦到前台先行造势，为新生的样式摇旗呐喊宣示存在价值。这才令现当代艺术有了“阐释的必要性”，艺术批评、评论等文篇随之应运而生并显示其无以明证的优越感：它们以晦涩的文字鼓励自行的标准和趣味，却在明处鼓噪叫嚣着艺术的去标准化；浑然不觉既无标准又何谈评价、又何以判断“实验”的成功（没有失败！）；画家本人也羞于单凭作品说话而似乎必须为其作品之生成而生成一些“内涵”说辞……至此，艺术癫狂地进入了“旨”与“趣”貌异神离却又被强行撮合的非理性时代——实乃绘画的语言性丧失殆尽的荒诞逻辑必然。

 不知道人们有无注意到，当这些纯个人化的去语言化的造型、图像突然聚集在一起时，那些高度艳丽、嘻哈、童稚、诡异、无厘头、怪诞、错乱、躁狂、颓废、玩世不恭、超现世美化……等等诸如此类意义稀薄却拥有天价收藏者的艺术表达，着实迸发出了一种触目惊心的内在于社会集体无意识中暗流汹涌的末日感！难道而今个体审美旨趣至上的艺术表达竟然会是对当下现世境况的下意识命名与图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