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生》李肇瑜 / 文
2017-10-23 李肇瑜
前些天,我与大学同学三人来到宁徳城郊的小镇霍童写生。我们驻扎的小镇面积不大,也没有大城市的繁华和完善。但是,这里的人们井井有条地安排着自己的生活。夜晚时分,在街心唯一的一块场地上,年轻的“大妈”们跳起了广场舞,气氛和规模都赛过了城里的广场舞场面。略显昏暗的街灯下,三五成群的孩子们相邀嬉戏,追逐打闹,好不快乐!而这个时间正好是城里孩子伏案写作业的时间。相比之下,城里的孩子丢失了快乐的童年,活得很压抑了。 
 白天,我们开车四处踩点,寻找到最有感觉的写生点后便驻足挥毫。一旦进入状态就一发不可收,常常忘了吃饭时间。出去写生,我们首选的都是乡村景色,在那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城市以外的节奏,乡野清新与朴素的气息朴面而来,应不暇接。这对于长期待在城市里打拼的人来说,寻找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有必要了。可是,人们活着总是不能随心所欲,有的迫于生计,有的迫于照顾家庭。有条件的或许还要找一些适当的借口宅着。

 一天上午,我们来到另一个村庄写生,我好容易找到了路边的水泥隔离墩的平台来作画。写生进行不久,正好有一老农经过并一呆半个小时不走,也许是我画画吸引了他。正常情况下在写生中我不大理睬旁人,只作旁若无人状。可是,这位老农可能实在憋不住好奇心,用略带嘶哑的嗓音问:“师傅,你的画卖么?”这一问让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只见他一脸沧桑,约莫有七八十岁年纪。于是我干净地回了一句:“不卖。”停了一下他又接着问我:“那你的工钱从哪里来?”这一问把我逗笑了,我说:“自己画着玩呗”。老农可能觉得我的回答很费解,不再继续问了。回到旅馆以后,我与老农的对话一直萦绕在耳边,觉得老农的问题很有意思。原来这种功利意识不仅存在于城里人的大脑中,也存在于偏远山村的老农大脑中。人类的行为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用途,有用了才要做。是啊!没用的事谁还去做它呢?我画了又不卖,这对老农来说,怎么也是想不通的一件事。我的行为对于老农来说也许只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与生活的关系,劳动—挣钱—糊口。在这种逻辑下,我当属于不务正业或纯粹的无聊消遣。我完全能理解老农的想法。人为生计忙本是件天经地义的事,而我,却是为了啥呢? 

记得画家何多苓给周春芽的信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觉得我在浪费时间,浪费本来就所剩无多的时间,钱花光没什么关系,时间花在挣钱上却是虚掷。”当功利与良知相遇,画家首先觉醒的是良知。对于画家来说,艺术创造才是他世间之行的真正目的,其它的并不重要。也许真有一天,由于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将良知让位于功利时,那也当是短暂的插曲,而莫让功利吞没了良知。真正意义上的画家,其快乐之源则是画画本身,而不是画画所换取的财富。作为非职业画家的我们,也许没有了职业画家的生活压力,更应该坚守着那份纯粹。往崇高处想,则应当让艺术为生命讴歌!既然写生能够创造艺术,能够为人生添彩,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它。相反,我们还要加强写生活动,让自己的心情放养于山村野谷,活动于无拘无束的大自然中,还原最真实的生命状态。 

2013年11月于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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