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幼明(以下简称吴)，何继(以下简称何)。

吴：何兄您好！我想瘟疫期间，对中国文化在某些方面存在思考的艺术家做一次对话，梳理在此时期的感受并形成的书面访答，希望您接受我的采访问题如下：

吴：您的自我介绍（名字，性别，年龄，职业，100字以内）？

何：我十分意外并期待一种被宽泛而深刻地质问，像阳光穿透黑暗带来明亮的喜悦，我们生命之所以迁徙，是内心欲望要寻找一个安放之处，这个空间实质上是以个人身份相匹配的精神避难所。诚如庄子所说，生命如星辰斗转，流光投野……：我是一个执迷于寻找精神破碎的北漂男，已是不惑之年，深知光阴似箭，无奈生命的流失，界内赠予我外号为京城第一无用人士，恐怕是我的性格冷僻、偏执、怀疑，并且思维上有交叉神经质的缘故，我丝毫不会浪费我性格上的特征，并长时间靠它写作、绘画、篆刻等业维生。

NO.2

吴：您现在在哪里？

何：在哪儿？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生僻的问题，就生存状态来讲，我长居在鬻艺为生的帝都—北京。

但我的状态是常年为生计而奔波，实际上，我是一个地道的江湖中人，深圳、广州，上海是我劬食的地盘，但北京是一个终点，好像是一个时钟零刻的钟点，我的身体在多个城市的顺时针辗转以后，还是回到了北京。

非常重要的是，北京是了解国际的一个巨大窗口，他有被不断盘活的新文化，它所有释放的信息都是网状的、通过互联网，我们与世界的距离可以接近零，形像的比喻就是，我们用手从地面直接可以触摸到冥王星。在京城，无法回避的是复杂而诡异的酱缸文化，它包含极为复杂的、带毒性的封建思想，它比冠状病的巨毒来的更隐秘、顽劣；当然，同时北京也存在着最先进的普市价值，这种力量在蔓延，在薪火相传，这就是北京这个金字塔的魅力，应该说，中国的其它城市是无法比拟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谜：金光灿灿又扑朔迷离，召唤所有的探秘者，背井离乡冒险深入到整个谜底，宁为它出生入死。我的目的就是让自己沉浸在褐色的谜里，更加的沉痛与焦灼，只有如此，我才会深刻地认识这个时代，以完成我对世界文化格局的认知，大凡北漂的人，都孰知一意孤行的困境，窘态一定是暂时的，我相信这种生命历程的迁徙所隐含的意义，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说：“美是一种美妙、奇异的东西，艺术家只有通过灵魂的痛苦折磨才能从宇宙的混沌中塑造出来。”

NO.3

吴：武汉疫情是最严重的，有您认识的人感染新冠病毒吗？

何：今天武汉的疫情，简直到了轻而易举掠夺生命的地步。所幸的事。我的朋友们没有感染，但不幸的是，天下人在感染，这使我心如刀绞。

NO.4

吴：您会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吗？

何：我不会心怀不必要的担心，更不会产生如此的念头，我的家人拥有健康和善良，他们居住在老家上杭那边的村子，他们每天在劳作，村庄最宝贵的不是金银，而是空气，那里的事物是透明的，树木疯狂地生长，天空绿的像是氧气袋，阳光灿烂的快要撑破天空，不要说人，连一只普通的雏鸟也无法与病毒攀缘。

记得某一年的年末，我从北京回老家瑞乡，在z97列车的整个晚上，“上杭县瑞香村……”这几个字眼在我梦中跳动，像我的怀中揣着一只惊喜而生㤼的小兔子，这是我的出生地，这是我保存孩时回忆的芯片，我曾经25岁还在这里耕田、插秧；20岁去了从军，梦想绿寄军营；15岁时在溪涧放牛，读书，砍柴；5岁时在这里拨猪草，赶鸭子，捉鱼；而1岁，我满地爬滚，哭泣……母亲说，我是在9月30日中午生的，母亲生我前几分钟还在挑120斤的稻谷……她的回忆和同村叔伯的描述加强了我出生时的色彩，可是如今，我为了谋生客居他乡混迹、流浪、扎脚跟，从一开始的一无所有，到最后的两手空空……人在陌生的城市久了，便渴望回归，以回归重叠遥远的记忆，这或许是人性，于是我学会用诚恳的态度与家乡对话，或许，瑞香村就是我最后的栖息地，无休止的漂泊最终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接纳我，那就是家乡、而不是所谓的天堂。也许有一天，我会把埋藏在天涯海角的心思移植回农村，然后落地，发芽，用一生的时间守候村庄，用冥想对应熟悉的溪流……当我用恳切的目光撬开稻田的身体。

即使我的村子像一颗糖，遗憾的是，我目前无法回去工作、生活，这和暮年的理想又是矛盾的，美是静止的，温柔乡会让人沉迷，许多的文化人，在温柔的怀抱里会产生强烈的背叛与抽离，从而形成一种撕裂的文化，中国的乡村紧紧被农耕文化包围，现代文化完全空缺，缺乏先锋艺术思想的碰撞、缺乏人意识层面的觉悟，会使文化在其环境会产生巨大的孤独和伤害，很长一段时间，农耕文化一定和现代文明在相互排挤、在融入，他们必然存在时间上的隔膜，我不知道在西欧地区会如何，但至少在中国，在我看来，二、三线城市显得慢条斯理并老态龙钟，他们会非常注重物质给身体带来的快感，他们普遍在忙碌，仿佛忘却了生活，或者闲的无所事事、没有灵魂，因此，我和家乡、我和农耕时代与现代文明也形成了某种隔阂，每每回到家乡，会使我感受一种莫名的悲凉，复杂的价值观裹挟着单纯的亲情，那种世俗与理想的矛盾、丰沛生命与思想贫瘠的冲突……城市与农村，文化的断层迫使农村的青年承受着为理想远离家故乡的巨大代价，这是时代的错误，也是70年代的那一代人思想上狭隘的认知，造就了几亿农村青年今天的宿命，我承认这种悲凉的思考，是我对家乡莫大的不孝。

NO.5

吴：您每天是怎么过的？

何：我日复一日的度过着，回忆着在生命中被消逝的风景。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能听见针掉在时间里的声音，也能听见针变成巨大的事物，画画，写字，读书，阅读，关注疫情信息，然而这些都不是至关重要的，它仿佛是我的业余生活，我的工作是在记忆与观察。

NO.6

吴：您在疫情期间经济状况如何？有损失吗？能说具体的数字吗？

何：在此其间，经济上自然无法生长。诚恳的说，很大程度上影响收入，对于未成大名的艺术家而言，经济就是空气，没有空气活泼的细胞便会萎缩、死亡，像一条鱼干涸以后露出白骨，这是千真万确。就疫情期间，至少经济会损失20万至30万。

然而，艺术家必须怀有一种使命，即使在艰苦的时候，艺术的功用不仅仅是娱人耳目，满足人审美的需求，如何印证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似乎更为艺术创作宗旨，卖画只是生存的手段，艺术理念的传播与绘画手法的分享比卖画有意义的多，在解疫之前，我是无法分身，这意味着我的艺术观念无法在不同城市推广及自我运营。的确，我的后工业绘画作品，在网络上销售的可能非常低，因为它是新的艺术符号，普通人是无法接受的，因为里面涉及到艺术的知识和修养，有素养的收藏家要主动和艺术家见面，进行深层次的交流，收藏家会了解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收藏家作为一个现代人进行艺术品的消费，他注重的是艺术家个人的精神属性和标签，而并非艺术品值多少钱，否则他不会理睬你，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相互体会的价值，往往大于艺术本身的价值，很长一段时间，禁锢便会使我艺术放射的信号被切断而带来损失，当然，这和疫情中在被剥夺生命者的痛苦来说，我的这种损失不能说不值一提，灾难面前，人人都承受着伤害、无一幸免。

NO.7

吴：您的心理状态如何？

何：一切都是周而复始，彻香回流。

NO.8

吴：能够给大家推荐适合现在看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吗？

何：其实在阅读方面我不敢私藏经验，但书毕竟是好，倘若你一味地寄居在其中，便会成为一只盲崇的书虫，能够逃脱书本内容的趣味是非常艰难的，即使如此，我仍非常想推荐一本书，它就是《金刚经》，它是中国人东方智慧的象征，对现实有很好空间上的比较，它的里面强调的是不着相但又能明白真相，方好把它的思想放置在这个时间、这种特殊状态下去展开、溶解，是非常有意义的。除了阅读古典哲学，现代哲学也必须涉猎，这样古今文化才能很好地形成上下文对比、才能更好地融通，当然，对文学、艺术诸方面的知识也应吸收，了解生活最基本的常识，然后成为个人的见地。电影方面，我很主观地推荐由意大利国宝级导演罗伯托·贝尼尼执导的电影《美丽人生》，该片讲述了一对犹太父子被送进了纳粹集中营，父亲利用自己的想像力扯谎说他们正身处一个游戏当中，最后父亲让儿子的童心没有受到伤害，而自己却惨死的故事。《美丽人生》主人翁的剧情表演机智幽默又催人泪下，他能带给我们展示绝望时的快乐，我们这个时代，不就是在不断扯谎之中得到某种抚慰和快乐吗？关于电视剧的推荐，毫无疑问是古龙写的小说《绝代双娇》新拍的2020版电视连续剧，里面讲的故事是惊心动魄，他们的人生经历离奇、曲折受尽磨难，古龙分明讲的是我的江湖。

NO.9

吴：您认为疫情会啥时候结束？

何：民间流传一句话，大疫不过一百天，今之瘟疫，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长于大寒，盛于立春，弱于雨水，衰于惊蛰，止于立夏。我认为，五月份应该会比较圆满的结束，并且制止疫情的进一步传播。

NO.10

吴：您在疫情中创作了相关的艺术作品了吗？

何：当然，我在疫情中多次创作了类似与病毒相关的作品，特别是人在灾难面前展现的、内心的裂变以及灵魂层面的思考，在疫情影响下，人们对各种的现场进行了干预，进而把这种行动的结果很好参与到艺术创作的线索当中，疫情期间，艺术家应杜绝对生活的杜撰，通过这场瘟疫，我们从人性糜烂的深处看到众生的绝望和个人的迷茫，人性的贪婪与无知往往来自社会内部的引导，来自人类聚居环境的影响，那些受难者绝大多数来自社会的底层，他们策手无策，那么贵族呢？这里要特别声明，中国近百年几乎没有贵族，只有精致利己主义的财富的拥有者，他们大多数人注重声名而缺乏慈悲，缺少内心平静而无为的东西，越底层的人面对死亡越惊悚、果敢，他们不会隐瞒真相反而释放了人性的光辉。被公认为提前预报新冠状病毒的“吹哨人”李文亮，仍然是平凡的底层，制度使他保持沉默，并进入设计好的某种秩序，的确，他思想上是有一些自觉与观照传达给我们，但是不够强大，然而对于今天麻木的社会，他仍然显得十分可贵！

NO.11

吴：您为疫情出力了吗？参与过公益活动或者捐款了吗？

何：……如果回答其它问题我总兴奋滔滔不绝地回答，像台摇摇晃晃的播种机忙个不停，但此刻我内心的感受是谨慎的、细微的，希望我的回答却是实用的：因为个人的能力十分有限，经济方面我少量给灾区捐款以外(遗憾的是非常少)，只能寄予大量的悲哀。

NO.12

吴：您现在最想干嘛啊？

何：现在最想有重生的感觉。思想上的递进和身体上的反应，并且。迅速走出去，去一个未曾到过的旷野，与它坦诚的对话。

NO.13

吴：您有什么感悟可以和大家分享吗？提问可以自行添加补充。

何：我在期间写了一些诗，现在想分享两首给朋友们，我并不认为他们所说的文人在灾难面前一无是处，文人不是矫情、呻吟和被施舍的代名词。隐忍、渺小、发言权……这恰恰是文人的品质。在苦难面前，不可能去刻薄地比较行业之间的价值，这种想法是肤浅的，文人与科学家、大夫同肩并战共克难关，是不分彼此的，文人在疫情中观察到了最重要的时刻并将之记录，他们沉静下来，用内心、用灵魂在质问这个时代，特别是诗人，它的价值也许会比科学的呈现慢得多。但是，诗歌有它光芒呈现的时刻，譬如策兰是二十世纪人类黑暗时代造就的诗人，他的诗，深刻体现了时代的冲突、呐喊了犹太民族“内在的绞痛”，一位深入语言风暴中心和历史之晦暗深处的诗人，他充分践行了语言和命运之间的多重关系。而阿多诺在读完《死亡赋格》后也深受触动，后来他在自己的一本经典著作——《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里，写了一句话，他说：“人们无法摆脱这种趋势，就如同无法逃出集中营周围的电网一般，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追求审美艺术的德国，在做出如此浩大的罪行之时，依然带有一种病态的“理性”，带有一种“文明”的伪装，所以，在灾难面前，每个人要打量自己，看清世态，要为自己的精神掌灯，不要贬低自己，应该学会，在鲜花掩盖的荆棘中匍匐前进，在隐蔽中聆听这个世界所发出的声音。